《一念無明》談的是「瘋」不是「病」
圖為：「一念無明」海報
由黃進導演、陳楚珩編劇的香港電影《一念無明》（英文片名：Mad World），與其定位它是「雙極性情感疾患（bipolar，俗稱躁鬱症）」的「病人故事」，不如說，它反映了當代「人人都快被社會逼瘋」的日常生活。雖背景在香港，套用至台灣卻也沒什麼違和。
《一念無明》的主角阿東，是映照香港社會問題的鏡子，只是每映一次，他就碎一次。「瘋子們」大抵是幫社會定下鬧鐘的人，發作時，即催促大家睜眼醒來，看看平時所製造的滿天瘴癘，是如何窒息彼此。電影一口氣收攏諸多問題，讓阿東「幫社會發作」：照顧的義務與責任被鎖進孤島般的家庭（不論是阿東照顧生母，或父親照顧阿東）；狹窄壓迫的蝸居，關係緊得無法喘息；社區支持資源不足，照顧者要喘息，只能找醫院「外包」；青年貧窮而物價高漲，失業率遽增；人們無暇再負擔任何生活風險，對飽受汙名的精神病患，更難包容接納……電影裡，高壓社會磨損著善意，人們必須非常小心，才能彼此少點辜負。
片中看似「正常」的香港在地成年人，幾乎都只是「忍著不瘋」而已：一生遺憾、暴躁而日日用盡氣力勒索、攻擊阿東的病榻生母；扛著女性成家年齡壓力，背債吃苦的Jenny，在深淵裡盲目失控地正向思考；身份漂移的鄰居單親媽媽，把所有解脫的希望都寄託在小孩上，幾乎是病態地控制；一輩子過勞、逃避家庭的卡車司機父親，渴求著對阿東贖罪，而決心將社會的擠壓都扛起來，死也不肯再垮。
自己都忍著不瘋了的華人鄰居們，對阿東的柔軟便很有限。反倒，是快被母親高壓逼瘋的的小孩，跟一位應為東南亞國籍的鄰居，較能對阿東釋出理解。或許，外籍者象徵的是某種對香港的旁觀者清；小孩則對人還未那樣防備，於是還有穿透汙名，給予真誠信任的能力。
當小孩隔著牆念故事給阿東聽時，憂鬱臥床的阿東緩緩靠近牆壁，那瞬間，實不用什麼助人專業，就只是開放與善意，人便被承接了片刻。
阿東雖然「瘋」，但就像他說的：「bipolar disorder，我bipolar得很有order！」瘋不代表跟外界失去相互連結的理路，他在關係中，遊走於照顧者/被照顧者；傾訴/傾聽者的界線，你可以依靠他、與他共在；也可以跟他彼此推遠。化解痛苦無它法，就是人與人之間互不放棄、信任善待，沒有更多。
「瘋」vs.「病」
用「瘋」談《一念無明》，或許比用「病」來得更貼切。
「瘋子們」，是無法或不願適應現有社會秩序（但不代表沒有自己的另類秩序），因而「失控」，掙扎、抵抗，甚至暴動的人們。「瘋」是難以言說的，但不代表沒有道理，它只是尚未被扎實定義。
「病」，在這裡，則指生物醫學對精神疾病的論述。「病」是對「瘋」的收攏，「診斷」是一種轉譯，它本身作為一則對「瘋」的解釋，或許不見得有大問題，當「病理」成為個人重新理解自己的起點，能讓一些人暫時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，而可重新前進；收納一個「診斷」，也不見得便要簡化為「被收編（可參考：說「我有OO症」，就等於被醫療體制收編嗎？）」。真正的問題，是「診斷」一下來，在目前社區支持資源不足、生物醫療論述壟斷治療資源的情況下，通常難以避免地，會形成把「瘋狂」給「歸因個人」的效果。生物醫療論述並非不重要，可是它能做的事有限，也常無法處理到病的社會文化脈絡。
整個社會，是一個巨大的團體，複雜動力四處流竄。若我們的集體生活，已承受過於龐大無解的壓力，「發瘋」就不可避免。當然，不可能每個人都「瘋」──通常都是特別缺乏資源支持身心的、特別邊緣的人，在「發瘋」。他們，就是集體製造的替死鬼、「瘋」能量的出口。就好像《一念無明》，整個社會都在發瘋邊緣，人人用力地維繫某種恐怖平衡，阿東只是成了整個社會的排煙管。
「瘋子」之所以「瘋」，可能的確關乎大腦迴路不同於「（所謂）常人」運作慣性、缺乏某些神經傳導物質等條件，但即使採此立場，大腦活動仍非真空運作，而需被外力觸發。若我們不問被什麼壓力觸發而「瘋」？是什麼樣的集體壓力在找「出口」？我們就容易忽略：過勞而崩潰的員工，他的瘋可能是貧富差距的社會壓力出口；長期飽受汙名而罹患憂鬱症的性少數，可能是性別汙名壓迫的出口。「瘋」是一種社會共構的混亂力量，但當「瘋」僅僅被化約為「病」時，「病人」就成為「唯一的」治療焦點，而讓我們忘記「瘋」是集體的事。
舉例來說，我患有強迫症，每日反覆數算行事曆、校對文件資料，深怕遺漏出錯，知道再多看幾次都無意義，卻無法停止，檔案開開關關數小時不等（很難言傳這感受，總之，絕非「你不過就是比較小心認真跟負責嘛」這樣輕薄的解釋可打發。但在此不細談）。我可以接受強迫症是一個重要、正確的診斷，真的沒辦法時，我也願意服藥，也或許我的大腦生病了；但是，我的強迫症表現，同時也的確是在當代要求生產效率、個人責任義務的社會，才會觸發、才會展現這樣的表現方式。讓社會更鬆一點，我會不會也比較有空間平靜呢？
讓病人們重新適應、歸返社會，是好事。問題在於：「治療」有時的確會有意無意地，維持了原本壓迫病人的社會秩序──若有意，則例如2015年新加坡部落客Amos Yee在網路上批評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，便被判定有精神問題而遭拘禁醫院；若無意，則像是在年工時超過兩千小時的台灣社會，我們對解決過勞問題的興趣，可能往往遠弱於讓勞工吃藥控制焦慮或憂鬱的傾向。這間接削弱了勞工往別的方向自我療癒與反抗。如：有一些縫隙讓不滿的員工能調度資源組織工會、能安排諮商療癒者在工會工作……也可能是另類治療的一種方法，這也不是說要把個人變成社會運動的工具（這樣反而有害），亦不見得就馬上要否認病的生理因素或生物醫療論述。而是，我們可以發想更多不同的對待「病」的方式，發展社區支持等資源都很重要。還沒被轉譯成「病」之前的「瘋」，往往能多涵納一些複雜，讓多元的療癒觀點有舒展的空間。
重新理解「瘋」，即是「破無明」
「一念無明」四字收凝著複雜的佛學理論。本具佛性的人，受到俗世擾亂，起心動念、無以離苦，困在一波波的障念之中。
但若要求善與法性，唯一能得之處，卻也就只有這「無明」了：
「竹在未燃時，已有可燃性在；猶惡中已有善在。待因緣成熟，火即從竹中生起，所燃燒者非別物，而是竹；猶善從惡中升起…故法性不在別處，而在無明中…法性不能離無明而另有生起處。（引自吳汝鈞，1992，《佛教思想大辭典》頁13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）」
唯有從混亂、掙扎、絕望的「瘋」裡面，先不急著用這世界的慣性收攏它（如收為「病」），才有機會好好再觀照它、理解它、感覺它，或許我們才能找回希望與生機。
英文片名「Mad World」，就是「瘋狂世界」的意思。〈瘋狂世界〉是英搖團Tears for Fears於1982年的作品，2000年代時，由Gary Jules跟Michael Andrews翻唱得更為鬱暗。歌詞中的第一人稱，似乎是個瘋子，但他卻說：「我夢到的，那些自己瀕死的夢，都是我做過最好的夢了。我很難跟你解釋，我覺得很難承受。人們團團轉來轉去，這世界真的瘋了，這世界真的很瘋、很瘋」。
《一念無明》，就是這樣講「瘋」的──對現有秩序的苦悶與暴亂，問題不見得出在瘋子身上，而出在現有的社會秩序上。太快用診斷解釋它，就太快把問題歸因到個人，而無視社會的問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