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「我有OO症」，就等於被醫療體制收編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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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較高功能、正好又養著些人社批判慣習的精神困擾者，在說「我有某某精神疾病」時，可能會陷入自我質疑──我是不是無視醫療體制對我的病的建構，一邊踩進生病的位置，一邊加強醫療體制的治理？

其實，我還滿容易掉進這些自我質疑的。所以，也想試著去反思這些如鬼魅的提問……

「精神困擾者敘事」，和最近引發熱烈討論的「受害者敘事」，有時，似乎有點像。 它們都牽涉體制對個人敘說/經驗理解的建構（如對照診斷手冊了解自己的經驗/疾病）；但敘說的複雜與厚度，也都可以去參與、挑戰建構的過程（如病人對自己的生病，做出比診斷手冊更豐富的詮釋，像是在診療室外覺察自己社會關係、處境跟發病的關聯）。 而「表達疾病」或「表達受害」的敘說，本身的目的，往往倒也不是要回應自己經驗與位置被建構的過程，常只是希望安穩自己的生存，希望對外連結，得到貼近與同理。

我是強迫症、躁鬱症、暴食症患者。當我狀態不好時，我說，我強迫、躁鬱、暴食很痛苦，這時，我想要的是連結、理解、得到支持，而不想立馬跳去反省疾病的建構。

這些病名，是疾病也是認同。例如，強迫症病友們用「強迫症」彼此連結，但也並不直接用病症名稱抹除彼此的差異，反而彼此圍繞著對強迫症的詮釋，進而探究不同：你的強迫是什麼？我的呢？啊，原來我們的「強迫」不一樣。你親密關係的問題、他的失業、我家庭的故事……長得好不一樣，可是我們都因此「強迫」啊，你洗手、我算東西，都差好多，不過，怎麼我好像可以懂你，你也能懂我。這個「懂」不是完全建立在診斷手冊的定義來「懂」，病友之間的連結，可能來自強迫症的病名，來自手冊的症狀描述，但病友的「懂」，早脫離診斷本身。

「懂」作用於認同的空間，不是診斷分類的空間。「疾病」早已成為「我們各自的苦的溝通平臺」，它們可以拉出醫療論述之外的東西，不盡然都一定被醫療論述收編。「所以我們不只是前額葉什麼的啦，我們就是生活太苦」，那些「苦」的辨識和訴說，不只是彼此支持的溫暖，而也是「對體制/診斷的另類回應」。要說是對病理結構的挑戰？可以。像有病友搬離恐怖的家人後，就知道自己已經不需要再大量吃藥。但他不見得會因而拋下自己疾病的身分，反而帶著這個身分，和其他病友建立信任關係，分享自己的體驗。這分享並不是要反醫療，而是病人之間，能夠帶著病的認同，一起辨識自己的病與醫療方法的合作關係，如果拋掉自己的病症，反會失去了這樣反思醫療治理的位置。

如果，有人光聽到我講「我有強迫症」，就說：「你功能是好的，你只是一直踩著病的位置不放，你這樣只是躲在這個病後面，無視醫療體制對你的病的建構。你只是在弱化自己。」我會很抓狂。

因為有時狀況就真的會很糟，這種話聽了會有苦難言。會覺得感覺被推遠，覺得，所以一切都是我的問題嗎？那不只疏忽我的敘說目的（尋求支持與連結），也忽視「主體疾病論述」的豐富。

我當然知道，過度抓著生物醫療，徹底病理化個人的身心，並不是件好事。但是，有時候「踩到生病的位置」不代表我要完全依循主流醫療體制去治理，只是，我也挪用這個病，跟病友連結；如上所述在疾病做為認同的空間，展開對疾病意義與處理的協商……有時，自己接下了「病」的身分，也是為了幫我自己有個語言，去區隔：自己有力處理的/無力處理的；日常的/特殊的；想要延續的/不願耽溺的（如：有時候，「這是病在作祟，不是我」的說法，的確有助我穩定下來）。我說「我的強迫症」時，意義遠多於「我服膺醫療給我的定義，我來念強迫症的手冊定義給你聽」。

如果我解釋了這一切，讓對方覺得我在強化醫療體制的結構，是強化了專業治理，那我也無可奈何。我不是非得拋棄病的論述和語言，才能試著脫離弱化自己的狀態。

要跳脫「醫療體制宰制/病人受宰制」的二元關係，就要先聽人怎麼說，而不是急著拔掉對方的語言。所以，急著拔掉自己的語言之前，也聽聽自己使用語言的狀態是什麼吧。